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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天後，在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又把“中國式的四個現代化”重新表述為“中國式的現代化”。他說：“過去搞民主革命，要適合中國情況，走毛澤東同誌開辟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現在搞建設，也要適合中國情況，走出一條中國式的現代化道路。”

贝林厄姆（左二）成为世界杯历史上首位进球的“00后”。（视觉中国）

　　　　事實上，這並非中國式現代化概念的首次“亮相”。2020年10月，在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發言時，習近平就明確提出要“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複興”。

　　　　“9月下旬開始，長江上遊，如四川、重慶、貴州、雲南地區等地也有了一些降水，上遊來水逐漸增多，但這樣的補水難以灌進鄱陽湖”，許繼軍說，如果明年雨水較為豐沛，鄱陽湖的生態會得到一定程度恢複，但也需要幾年才能慢慢緩過來。

　　　　骨笛是在賈湖的第四次發掘中出現的，當時是1986年春天。五一勞動節那天，考古人員楊振威和技工賈分良急忙來找張居中，說挖出了兩支“笛兒”。張居中不解其意，下到探方看了看，果然有兩支骨管，放在墓主人左股骨兩側，骨管一側都鑽了7個孔。看似笛子，但沒有吹孔和笛膜孔，顯然不同於現代橫笛；也不是簫，因為沒有吹奏用的山口。

　　　　到距今六千年前後，文明化進程開始加速。黃河流域的粟黍向長江流域傳播，水稻則向北傳到漢水流域和黃河中下遊。此時人口、聚落顯著增多，形成中心性聚落，如河南靈寶鑄鼎原遺址群，出現了數個規模達百萬平方米的大型聚落。

　　　　另有一件或許並不算小的小事值得一提。關於骨笛的命名，學界一直有不同聲音，主要來自於劉正國的堅持。笛在文獻中出現較晚，《詩經》《左傳》等先秦古籍有關音樂的記載中，涉及“笙、簫、龠、管、篪”等眾多古代管樂器，卻並沒有笛。漢代馬融在《長笛賦》中說，“笛生乎大漢”。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原所長黃翔鵬曾就賈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一種觀點，他認為一個祖先有很多後代，不應以其中一種後裔之名給祖先定名。賈湖骨管是中國管樂器的祖製，不應該用晚出現的名稱為早出現的樂器定名。但他提出不必苛求某一種後代的名字，就以當下最自然、最簡單的命名，稱“笛”即可。就此中止了當時對賈湖樂器定名的討論。但劉正國認為，以笛來命名，顯然同樣難逃“以後裔之名為祖先定名”之嫌。